馒头说-【8.22】十二年一轮回,回顾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“改革开放”大辩论

发布时间:2018-08-24

“馒头说”写过不少人物

 

但有的人物,是超出我笔力以及能力范围的

 

比如邓小平

 

所以在今天,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段小故事

 

其实说小也不小

 

在27年前,那也是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的

 

而且这件事,和我的老东家有很大的关系




 

【今日由头】

1904年8月22日

邓小平出生

 

 1 

 

1991年2月13日,是农历的小年夜。

 

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,把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,说是要开个小会。

 

按照惯例,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,周瑞金都会在《解放日报》的“新世说”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。但是,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,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。

 

果然,三人碰面后,周瑞金提出,要三个人一起,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。

 

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:

 

新的一年,是“辛未羊年”,按照中国人“十二年一轮回”的观念,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——十二年前的1979年,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。

 

当然,在这个时间点,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这样一系列署名文章,肯定是有他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的。

 

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、推敲、修改、编辑,在1991年2月15日,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,《解放日报》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:




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、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,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:《做改革开放的“带头羊”》。

 

这篇文章开头就这样写道:

 

“亲爱的读者,当我们称颂“三羊开泰”之际,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,您是否想到,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?”

 

文章的作者署名,是“皇甫平”。

 

 2 

 

接下来,我们要把这篇文章放一放,来看看“意味深长”的1991年。

 

1991年的国际形势,用“风云变幻”四个字来形容,应该不算太夸张。在这一年,克林姆林宫的“苏联”旗帜被缓缓降下,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。

 

在“苏联”变成历史名词之前,东欧也发生了剧变:两德统一,波兰、保加利亚、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,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。再往前一些,中国自己也发生了政治风波。

 

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。

 

1991年2月22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,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,主要问题是“产成品积压增多、经济效益下降,财政困难加剧,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”。到了年底,统计局的数据显示: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%,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。

 

再把目光缩小一些,放到上海,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。

 

1991年,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·科克伦来到了上海,说了自己的印象:“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,只有大约100辆汽车,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。”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有些扎心:“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,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。”

 

在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凌志军写的《变化》一书中,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,他给这部分取名叫做:“谷底”。


199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,那时候还没有改成步行街

 

而就在这个“谷底”之年,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。

 

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,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。一到上海,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。那一天,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——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——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说:

 

“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,早几年开发就好了。”

 

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“经济特区”时的考量:

 

“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,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。深圳毗邻香港,珠海靠近澳门,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,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,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。上海人聪明,素质好,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,那么上海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”

 

说完上海,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:

 

“改革开放还要讲,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。会有不同意见,但那也是出于好意,一是不习惯,二是怕,怕出问题。

 

……

 

要克服一个怕字,要有勇气。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,才能开拓新路。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,失败也不要紧。

 

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,胆子更大一点,步子更快一点。” 

 

朱镕基听的时候,不断点头。因为就在不久前,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,曾修改了曹操的《短歌行》,提出了八个字:

 

“何以解忧?唯有改革!”

 

 3 

 

有时候,一件事要反复强调,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。

 

1991年2月11日晚上,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。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。

 

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精神,周瑞金回忆自己当初的感觉是“深受触动”,他后来自己回忆:

 

“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,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,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,不加快经济发展,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,中国是没有前途的,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。”

 

周瑞金理解邓小平的担心,因为身处1991年,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,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。

 

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,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比喻:

 

“经济特区”是“和平演变的温床”,“股份制改革试点”是“私有化潜行”,“企业承包”是“瓦解公有制经济”,而“引进外资”更是被称为“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”。

 

在1991年,如何“预防和平演变”是一个重要的任务,但不知为何,“改革开放”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。

 

周瑞金回去后,自己决定: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,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《解放日报》,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,应该发声!


周瑞金

 

“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‘改革年’而载入史册!”

 

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,在那篇署名“皇甫平”的文章《做改革开放的“带头羊”》中,用来收尾的那句话。

 

至于为什么要用“皇甫平”作为笔名,周瑞金多年后的解释是:

 

“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,这并不错,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。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,这个皇字,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,与奉字谐音。这个甫,不念浦,而念辅。我选这个甫,就是取有辅佐之意。奉人民之命,辅佐邓小平。”

 

那时候,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,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,会引起一场大风波。

 

 3 

 

按照当时评论部副主任凌河的回忆:“第一篇文章出去,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反响。”

 

这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:恰逢春节大年初一,看报的人并不多。凌河还记得,这篇稿子连当天本报评报的“好稿”都没获得。

 

凌河可能不知道的是,其实这篇稿件登报后,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,包括每天都要读报的邓小平。

 

暴风雨来临之前,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。

 

1991年3月2日,时隔两周之后,以“皇甫平”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,又在《解放日报》出现了。这一次的题目,是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》。这篇文章中提出了:

 

“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。……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‘新的思想僵滞’。”

 

与第一篇文章相比,进入“深水区”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:

 

“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,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,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。”



第二篇文章一出来,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上来了,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:《解放日报》哪来那么大的胆子?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?

 

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,3月22日,第三篇署名“皇甫平”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《解放日报》的头版——《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》。文章强调,“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,敢于冒点风险,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。”

 

4月12日,第四篇《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》也见报了。

 

至此,《解放日报》以两周一篇的速度,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“皇甫平”的评论文章。


各方关注迅速升温。

 

三天以后,第一篇批判“皇甫平”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《当代思潮》的杂志上发表了,题目是《改革开放,可以不问姓‘社’姓‘资’吗?》。

 

文章里有一句话,看的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,因为他觉得应该不是在说他自己:

 

“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。”

 

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,原本已经定下来要调任香港《大公报》总编辑、已经买好机票的周瑞金发现,他的调动卡住了。

 

 4 

 

一开始开炮的,都只是些小杂志。

 

6月,《高校理论战线》杂志发表了文章:《问一问“姓社还是姓资”》;7月,《真理的追求》杂志发表《重提姓“社”与姓“资”》。


但是到了8月,《求是》杂志也加入了进来,发表了《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》;9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文章:《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》。

 

在这些文章里,有的是理性讨论,有的则颇有火药味:

 

“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,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”;

 

“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,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,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”;

 

“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,轻率地归之为“新的思想僵滞”,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?”

 

这让周瑞金他们感到有些冤枉:

 

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了?

 

按照周瑞金的回忆,当时新华社的《半月谈》是唯一支持“皇甫平”的中央媒体,他们公开提出,对“改革开放”,不能任意提出“姓社还是姓资”的诘难——当然,《半月谈》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体的批判。



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。


当时的美联社、路透社、法新社等纷纷报道了“皇甫平”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“改革开放”的辩论,台湾的《联合报》直接发文,说是“上海在向北京叫板”。而当时尚未解散的苏联“塔斯社”干脆派人来问:“这系列文章是不是邓小平在背后授意的?”


重重压力之下,当时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,到上海来调查“皇甫平”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。

 

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,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,逐字逐句批驳了皇甫平的文章。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,市委领导转给了周瑞金,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。对此,周瑞金就干脆没有理睬。

 

但有些事,他却没办法不理睬。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,有一天他们开读报会,指定要周瑞金去参加。按照周瑞金的回忆,他去了后,他们的批评是:

 

“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,邓小平现在算什么,他现在退休了,是一般党员,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?你都要跟着宣传吗?”

 

按照周瑞金的回忆,理论界当时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,让《解放日报》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他,“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《解放日报》上,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,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。”

 

周瑞金实在无法认同里面的一些论述,就让驻京办记者告诉作者:“不删掉那些话,不然《解放日报》绝不刊登。”

 

当时,还有一位中央大报的社长,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,以私人身份来到解放日报社,进门就问:“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?是谁授意写的?”周瑞金的回答是:“没有人授意,是我组织撰写的。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,也没有送审,就是我作主的。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,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。”

 

不过,周瑞金还是以个人名义,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、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,写了一封信,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“皇甫平”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。在此之前,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很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,只是希望《解放日报》不要撰文反驳,淡化处理。


周瑞金在信中说:

 

“按照历年的惯例,党报的社论、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,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、署名评论也要送审,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。更重要的是,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,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,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。”

 

对周瑞金的那封信,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,但没有表示意见;市委副书记作了批示,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、写得对不对,只批了一句话: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。“

 

对此,周瑞金作了自我批评,表示愿意承担责任,但另一方面,他心里也更有底了。

 

 5 

 

周瑞金的底气,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。


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,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:


“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,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,当不了后台。你们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,加一个编者按,让广大读者来评判,“皇甫平”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“不要问姓社姓资”?”

 

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就大感兴奋,他后来对周瑞金说:“一看‘皇甫平’就是大有来头的,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了!”

 

当然,吴敬琏是猜错了,在这件事情上,邓小平始终没有介入过。不过,在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召开的“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”座谈会上,吴敬琏和卫兴华、戴园晨、周叔莲、樊纲等经济学家一起,还是坦诚地发表了自己意见。吴敬琏的观点是:

 

“从全局上说,从战略上说,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。从具体问题来说,不能囿于‘姓社还是姓资’的诘难。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,如果问‘姓社还是姓资’,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。如果这样的话,从根本上说来,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,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。”


吴敬琏

 

除了了专家的意见,让周瑞金感受到鼓舞的,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。他回忆:

 

“每逢文章发表,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,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,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,认清形势,打开思路,坚定信心。

 

《解放日报》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,有的打听文章背景,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,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,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。”

 

“皇甫平”的系列文章,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。

 

在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里,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,要求收集全部文章,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。

 

时任《新闻记者》杂志主编的魏永征,是“皇甫平”的坚定支持者,他不仅自己撰文,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。他回忆,当时上海有四位局级干部前往某省办公事,省委书记接见他们时开口便问关于”皇甫平“的文章。没等上海的干部回答,这位省委书记已经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地列举皇甫平种种观点。

 

最后,省委书记总结:

 

“都是我的心里话!”


 6 

 

在这场由“皇甫平”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,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。

 

这个人,就是邓小平。

 

在历时近一年关于“改革开放”和“姓社姓资”的大讨论中,邓小平一一直在安静观察,以至于当时北京流传一句话:

 

“京都老翁,坐看风起云涌。”

 

不过,当时不发声音,并不代表就此就不发声音了。

 

1992年元旦,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,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,“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”。

 

1992年1月17日,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,在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,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,向南方驶去。

 

邓小平开始了他的“92南巡”。

 

在南巡的过程中,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,公开、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:

 

“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,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。”

 

“判断改革开放姓“社”姓“资”,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,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,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”

 

他还特别强调指出:

 

“现在,有“右”的东西影响我们,也有“左”的东西影响我们,但根深蒂固的还是“左”的东西。“右”可以葬送社会主义,“左”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。”

 

“中国要警惕“右”,但主要是防止“左”。”



1992年1月20日上午,小平参观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。在这一天,他说:“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,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!……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,不改革开放,不发展经济,不改善人民生活,走任何一条路,都是死路!”


邓小平的南巡讲话,也让上海《解放日报》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。


1992年夏季,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,《解放日报》的“皇甫平”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。

 

不久之后,周瑞金调任《人民日报》担任副总编辑。在很多年后,回忆当年的“皇甫平”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,周瑞金会用一句话来总结:

 

“实践证明,在当代中国,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。”

 



 【馒头说】


今天就不说啥了吧,正文里都说完了。




本文主要参考来源:

 

1、《邓小平文选》(人民出版社)

 

2、《我与皇甫平——写在<解放日报>创刊60周年之际》(周瑞金,《新闻记者》,2009年)

 

3、《1991年的皇甫平到底是谁》(李月刚 周筱赟,“南方新闻网”,2008年12月)

 

4、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:"皇甫平"的"四论改革"(吴光祥,中国共产党新闻网)